2016年2月24日 星期三

艾子雜說:沈從文書信中的汪曾祺

沈從文書信中的汪曾祺

2016-01-20 布穀 
汪曾祺與沈從文的交集,始於西南聯大。
  
1939年夏,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。當時,沈從文任教該系,擔任該系二年級課程,開設了“各體文習作”、“創作實習​​”、“中國小說史”三門課程。或許可以說,從二年級開始,汪曾祺才正式成了沈從文的入室弟子。
  
當時,汪曾祺居住在昆明一條叫青雲街的街道裡,是沈從文租下的一幢樓道,住在一起的還有後來成了巴金夫人的陳蘊珍,陳當時正複習準備考學。
  
聽了沈從文的課後,汪曾祺開始寫小說。也就在這一年(1940年),汪曾祺與一班熱愛文學的學生,在校園創辦了《文聚》文學雜誌,發表學生習作。沈從文在看了汪曾祺發表在《文聚》上的一些習作後,大為讚賞,並向朋友做了熱情推介。
  
1941年2月3日,沈從文在寫給施蟄存的信中寫到了汪曾祺,有著極大的期許:“……新作家聯大方面出了不少,很有好的幾個的。有個汪曾祺,將來必有大成就。”
  
不知何故,汪曾祺卻沒能在聯大畢業。有史料說,汪是因為體育、英語成績不及格而拿不到畢業文憑的。
  
在過去了三十多年後,沈從文仍對汪沒能拿到西南聯大畢業文憑而耿耿於懷,在與親友的書信往還中時有表露,只不過仍是語焉不詳。1972年4月7日,沈從文在給朋友竇達因的信中寫到:“近年寫《沙家浜》的一位汪同志,就是當年聯大開除的學生,和上千搞寫作的比較下,好學生可全落後了。”沒拿到文憑自然就算不上是好學生了。1972年6月10日,沈從文在致張宗和的信中對此也有提及:“改寫《沙家浜》的汪曾祺,你可能還記得住他。……當年羅頭徇私,還把他從聯大開革!”張宗和是張兆和的大弟。
  
離開西南聯大後,汪曾祺先是留在昆明,邊在中學教書,邊在沈從文指導下寫小說。後去了上海,因為沒有文憑,生活自然毫無章法可言。已經回到北平並任北大教授的沈從文,依然關心著汪曾祺,並繼續替其介紹職業。1947年2月初,沈從文致函李霖燦、李晨嵐等朋友,推介汪曾祺:“我有個朋友汪曾祺,書讀得很好,會畫,能寫好文章,在聯大國文系讀過四年書。現在上海教書不遂意。若你們能為他想法在博物館找一工作極好。他能在這方面作整理工作,因對畫有興趣。如看看濟之先生處可有想法,我再寫個信給濟之先生。”沈從文一直高看汪曾祺,視其為朋友。李霖燦、李晨嵐等時供職南京中央博物院。著名考古學家李濟之,時任中央歷史博物館館長。其實當時,沈從文也受到了來自於不同陣營思潮的衝擊,內心的震盪是空前的,仍心系學生,可見沈從文對汪曾祺的刮目相看。
  
解放後,沈從文離開北大與文學界,進入歷史博物館工作。汪曾祺則來到北京,先是在市文聯工作並在所屬《說說唱唱》雜誌任編輯,後調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任《民間文學》編輯。此間,汪開始京劇劇本的寫作。
  
反右運動開始,汪被劃成右派,下放張家口沙嶺子農科所勞動。1960年10月被摘去右派帽子,繼續留在農科所做事,因擅繪事,被派往馬鈴薯研究站畫馬鈴薯圖譜。此段應是汪一生中最為晦暗的歲月。
  
這時,沈從文的日子也不好過。繼續在歷史博物館乾著講解員的活,身體也出現了問題,罹患了嚴重的高血壓與心髒病,便於1960年底入住阜外醫院治療。即便如此,汪曾祺的遭遇依然是放在沈從文心上的。1961年1月22日,沈從文在阜外醫院寫信給汪曾祺,鼓勵其能夠通透些,從容些。自然寫得有些隱晦:“……從氣功技術看,有時可能也用得著說'是否當運'四個字。當運即科學。不當運,即老古董迷信而已。因為事實就是這樣!”在同一封信中,沈從文鼓勵汪曾祺堅持寫作,並要保持一種由內而發的常態:“……因此一個人如果能夠用文字寫作,又樂意終生從事於這個工作,對於寫作,還是始終要有一顆頑強信心。這種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種正常態度,擴大延續生命一種目的。要從內而發,不決定於外在因子。如僅從外在'行市'而作,工作是不可能持久終生的。我們用這點空想來互勉吧。”
  
病中的沈從文,身在醫院,心中還是忘不掉身處逆境的汪曾祺。1961年2月2日,沈從文寫信給汪曾祺。時,沈從文仍住在阜外醫院。信中寫的自然是一些勉勵的話,開首便道:“曾祺:得到你一月十五日的信,應當想像得出我高興心情。能保持健康,擔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,消息好得很!時代大,個人渺小如浮漚,應當好好地活,適應習慣各種不同生活,才像是個現代人!”這封信寫得很長,長達六千餘字,據說,沈從文靠在病床上,斷斷續續地寫了有好些天。沈從文以自身以及家庭的艱難而苦難的經歷,循循善誘,開導自己的學生,以礪其心志,強其筋骨,沈從文在信中繼續寫到:“一個人生命的成熟,是要靠不同風睛雨雪照顧的。這話初看正像孟子所說:'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……'的翻版,事實上可大不相同,因為這裡註重的是做一個普通紮實的​​人!我同意你的初步生活打算,一時如沒有機會回到什麼文化工作位置上,也不妨事,只要有機會到陌生人群中去,就儘管去滾個幾年吧。趁年齡還來得及,有的是可學的東西。熱忱的、素樸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,會使生命真正充實堅強起來的。……時代大,個人小得很,惟小小個人有時擱的位置如恰當,也會做出許多有益事情。”赤誠的師生情懷,若出其里。
  
在沈從文的激勵下,汪曾祺根據切身經歷,並觀察與思考,著手小說寫作,寫成了短篇小說《羊捨一夕》,並拿給沈從文和師母張兆和,二位看後,大為讚賞,時,師母張兆和任《人民文學》編輯,在編輯部傳閱後,一致以為是當時少見的好小說,即發表在該刊1962年第六期上。此時,經多方努力,汪調入北京京劇團任編劇,並繼續小說寫作,寫出了一批深獲行家嘉許的小說。沈從文看到汪曾祺的創作成績,頗為欣慰。
  
1962年10月15日,沈從文在給朋友程應鏐的信中寫到:“……曾祺也在北京,是從張北農村學習三年不久回來的,體力健康,精神也好,在《人民文學》前幾期寫了篇小說,大家都承認'好'。值得看看。目下在一個京劇團作事,還在寫,下月可能還篇更好的發表。本月份《北京文藝》也有一篇。人太老實了,曾在北京市文聯主席'語言藝術大師'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數年,竟像什麼也不會寫過了幾年。長處從未被大師發現過。事實上文字準確的深度,可比一些打哈哈的強得多。現年快四十了,他的同學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,李榮已作了科學院老研究員,曾祺呢,才起始被發現。我總覺得對他應抱歉,因為起始是我贊成他寫文章,其次是反右時,可能在我的'落後非落後'說了幾句不得體的話。但是一切已成過去了,現在又凡事重新開始。若世界真還公平,他的文章應當說比幾個大師還認真而有深度,有思想也有文才!大器晚成,古人早已言之。最可愛還是態度,寵辱不驚!”可謂是嘉惠之詞,溢於言表。程應鏐早年曾就學於西南聯大,應是與汪是前後屆同學。
  
此後,汪曾祺接手改編京劇《蘆蕩火種》,依然大獲成功,尤其體現人物特性的文學語言風格,引入京劇人物對話,達到了出乎意想的效果。1964年7月25日,沈從文在給程應繆的信中,特別寫到了這一點:“……汪曾祺改編《蘆蕩火種》文字方面成就值得注意,昨《人民日報》有專文介紹,說得很恰當得體。同時上演劇本不下廿種,似乎還少有能達到汪作水平。可知劇改由筆下較好作家(甚至於由第一流作家)來參預是極合理的。因為觀眾多,階層廣泛,改得好,教育意義也大!”
  
沈從文對汪曾祺取得的成績,縈繞於懷。1965年11月18日,沈從文在給程應繆的信中再次寫到:“一個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,老舍就還不知道他會寫小說(而且比老舍還寫得好得多),幸而轉到京劇團,改寫《沙家浜》,才有人知道曾祺也會寫文章。類此事或許還不少的。要承認這個現實,不必杞憂。總的方向好就夠了。”至於老舍先生是否了解汪曾祺會寫小說,找不到更多的佐證。到是汪曾祺後來曾寫過一篇《老舍先生》,追憶當年在老舍手下工作的情狀,其中寫到:“老舍先生對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,也很愛護。老舍先生對每個人都相當清楚,他不看幹部檔案,也從不找人'個別談話',只是從平常的談吐中就了解一個的水平與才氣……”
  
沈從文似乎將汪曾祺作為標尺,衡量左右,甚至包括自己的兒子、兒媳。沈從文分別於1967年5月11日、1967年5月15日致函小兒沈虎雛、小兒媳張之佩,均以汪曾祺說事,可見沈對汪的由衷欣賞:“……正如搞《沙家浜》,能如汪叔叔筆下精彩,那裡是從二三年中訓練班可以解決?那裡是一般訓練方法即可解決?……大學校裡教員,主任和教授,很多寫小文章也不成。大多數也不會寫小說。還有各省作協的負責指導寫作的人,也多不會寫小說,或很少寫過幾篇又有思想、又有文筆、可以示範的小說。……多近於溫室育苗,稍露苗頭,即抬舉過高,期望過大。……一般缺點是既不會寫人,又不善於寫事,更不知如何寫有特殊性風景背景”;“……《沙家浜》和《紅岩》(戲改名《山城旭日》)原均由汪叔叔執筆,經江青改,到目前已肯定是革命樣板戲新戲,成功的戲,雖然報上不見汪叔叔的名字,事實上他出的心力最多,我似乎也或多或少分有了一點兒光榮。過去他在北京市文聯,工作了多年,老捨不認識他的長處,搞事務性多,麼處難發揮,極可惜。現在搞戲改,可搞對了。若'趁熱鐵打釘',必然還可希望再寫出三五個好戲!還可能會寫得出更合理想的新作。”
  
進入上世紀七十年代,因為改編京劇樣板戲,汪已走紅。除了改編《蘆蕩火種》為《沙家浜》,汪曾祺還參與了京劇劇本《杜鵑山》的寫作。作為老師,沈從文看到學生走紅,自然是欣慰的,而且,熟識汪曾祺走紅的路徑,並非一朝一夕,走過了數十年的路程,源頭是在雲南昆明西南聯大的那段歲月,尤其是昆明的茶館,見證了一位小說家的歷程。沈從文分別在給親友的書信中作出了表述。
  
1972年4月7日,沈從文在給竇達因的信中寫到:“……古人說的'勤能補拙',永遠有現實意義……小小成功也不至於驕傲……有個親戚黃永玉,初中只讀一年,自己學木刻,又喜歡音樂、文學、雜藝術,綜合知識,興趣廣,搞的木刻在國內也就似乎取得了些紀錄突破。當時還不到三十歲!我在學校較久,明白'好學生'可未必中用。倒是當時學校認為不成的學生,後特別努力,反而成就出色。近年寫《沙家浜》的一位汪同志,就是當年聯大開除的學生,和上千搞寫作的比較下,好學生可全落後了。”
  
1972年6月10日,沈從文在給張宗和的信中寫到:“改寫《沙家浜》的汪曾祺,你可能還記得住他。要這裡已算是一把手。可沒有人明白,這只比較得用的手,原是從如何情況下發展出來的!很少懂得他的筆是由於會敘事而取得進展的。當年羅頭徇私,還把他從聯大開革!有時間多看書,多看點雜書,另一時或許還得用。不僅治學有幫助,做人且更有幫助。”
  
1972年6月14日,沈從文在給巴金夫人陳蘊珍的信中寫到:“曾祺在這裡成了名人,頭髮也開始花白了,上次來已初步見出發福首長樣子,我已不易認識。後來看到腰邊帆布挎包,才覺悟不是首長。”讀來頗有意味。
  
1972年6月16日,沈從文在寫給竇達因的信中寫到:“《沙家浜》的改編者汪曾祺,廿五年前在西南聯大寫散文就極出色,會敘事!我不懂音樂,可是聽到一切有名好曲子,都像是極會用樂章敘事,不僅能寫人,也能把人放到一定節令、一定景物背景下,加以解釋,雄壯和柔和都有色彩和性格,我從中還可得到種種啟發,轉用到寫作上。因為它用的動人處,都有個共同點,只是表現的工具不同而已。”
  
因為樣板戲的寫作,汪再次陷入政治漩渦,是在1976年10月粉碎“四人幫”後不久。沈從文對此深感憂慮,且感到無從著手,在寫給汪曾祺的信中,竟顧左右而言他,恐怕也是為了緩解學生更多的內心壓力,其良苦的用心,無出其右。1977年4月4日,沈從文給汪曾祺寫信,主要內容是這樣的:“……我們館中有位'大畫家',本來是一再託人說要長遠作我的學生,才經我負責介紹推薦來到館中的。事實十年中,還學不到百分之一,離及格還早!卻在一種'巧著'中成了'名人',也可說'中外知名'。有一回,畫法家商鞅的形象,竟帶一把亮亮的刀,別在腰帶間上殿議事。善意告他'不成,秦代不會有這種刀,更不會用這種裝扮上朝議政事。'這位大畫家'惱羞成怒',竟指著我的額部說:'你過了時,早沒有發言權了,這事我負責!'大致是'文化革命'時,曾胡說我'家中是什麼裴多斐俱樂部',有客人來,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,奏黃色唱片。害得我所有工具書和工作資料全部毀去。心中過意不去,索性來個一不做,二不休,扮一回現代有典型性的'中山狼'傳奇,還以為早已踏著我的肩背上了天,料不到我一生看過了多少蠢人作的自以為聰明的蠢事,那會把這種小人的小玩意兒留在記憶中難受,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識,我搞的工作、方法和態度,和社會要求將長遠有一段距離。”信中所指的“中山狼”姓甚名誰,如今怕也不是什麼秘密了。
  
上世紀八十年代,電影厂準備改編沈從文的小說《邊城》,本子幾易其稿出來後,沈從文似乎都不甚滿意,以為失去了小說固有的詩意。汪曾祺也認為《邊城》的拍攝,是需要超越於現實之上的。1980年9月中旬,沈從文在給徐盈的信中寫到:“朋友汪曾祺曾說過,求《邊城》電影上得到成功,純粹用現實主義手法恐不易見功,或許應照伊文思拍《霧》的手法,鏡頭必須採用一種新格調,不必側重在故事的現實性。應分當作抒情詩的安排,把一條一沅水幾十個大大小小碼頭的情景作背景,在不同氣候下熱鬧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。一切作為女主角半現實半空想的印象式的重現。”沈從文對汪曾祺的說法是很認可的。
  
新時期以來,汪曾祺在小說創作上,獲得了極大成功,廣受讀者喜愛,自然而詩性的筆法,給傳統小說界注入了一股清麗的新風,尤其《受戒》《大淖紀事》等。汪曾祺的小說創作自然也受到老師沈從文的讚許,沈從文在回答一些學者論家的採訪時,以為“素樸親切”是汪曾祺小說的特色。1982年11月7日,沈從文在給吳宏聰的信中,對此有較為詳盡的敘說:“函中問及曾祺作品特徵,此事值得專家介紹,或較具體。我印像只是'素樸親切' 。由於'對人事有深刻理解,對文字應用效果,也有深刻理解,一切心中有數,所以才能在極普通小小故事中,給讀者一種清新印象。'其實我說的還不甚得體,似不妨轉引胡喬木同志隨便談及曾祺成就,簡而扼要。他於春節到我家相看時,談及曾祺作品,以為'無一句空話',我等於把他意見重譯成我的習慣用語,便是'素樸親切'四字。說來容易,作來可相當困難。年輕作者,最容易見出才華,文字裝飾性過多,辭勝於理,不易持久。浪漫抒情,易得到一時成功。至於處理平凡故事,有意求素樸親切,卻易涉寒酸,見做作處,求素樸中具豐腴感,便不容易。以私意言,作者必對人事有深刻理解,和使用文字非常明白分寸,兩結合,才易慢慢達到如此境界也。以曾祺近作《大淖紀事》為例,私意或能得到認可也。”淡淡著墨,卻是筆力無限,穿越紙背。“素樸親切”一說,是對汪曾祺小說創作的嘉許,是否也是沈從文小說創作的自我寫照!


本文作者布穀,文載2016年1月17日《東方早報·上海書評》。



汪曾祺 尾巴 (艾子雜說*)

汪曾祺 尾巴(極短篇小說,1983年 汪曾祺全集二 pp.67-8 )
寫一「人事顧問」對某廠爭議:是否升遷某被評為「哼!知識份子!哼!知識份子!」者為總工程師,所說的故事。
當然,故事的原典更精練:
原典:
艾子浮於海,夜泊島峙。中夜,聞水下有人哭聲,復若人言,遂聽之。
其言曰:「昨日龍王有令,一應水族有尾者斬。吾鼉也,故懼誅而哭。汝蝦蟆無尾,何哭?」
復聞有人言曰:「吾今幸無尾,但恐更理會蝌蚪時事也。」(艾子雜說*)
不過,翻譯只是小說之工具。
*艾子雜說一卷 拼音題名:Aizi za shuo 所屬叢書:五朝小説 撰著者:()蘇軾撰 出版/刻印:毛氏汲古閣 出版年:明末 出版年(公元)1628-1639

齊宣王問艾子曰:「吾聞古有獬豸,何物也?」
艾子對曰:「堯之時,有神獸曰獬豸,處廷中,辨群臣之邪辟者觸而食之。」
艾子對已,復進曰:「使今有此獸,料不乞食矣。」(《艾子雜說》)
原文:
  营丘士性不通慧;每多事,好折难而不中理折难。
  一日,造艾子问曰:凡大车之下与橐驼之项多缀铃铎,其故何也?艾子曰:车驼之为物甚大,且多夜行,忽狭路相逢,则难于回避,以借鸣声相闻,使预 得回避尔。营丘士曰:佛塔之上,亦设铃铎,岂谓塔亦夜行而使相避邪?艾子曰:君不通事理乃至于此!凡鸟鹊多托高以巢,粪秽狼藉,故塔之有铃,所以 警鸟鹊也,岂以车驼比耶?营丘士曰:鹰鹞之尾,亦设小铃,安有鸟鹊巢于鹰鹞之尾乎?艾子大笑曰:怪哉,君之不通也!夫鹰隼击物,或入林中,而绊足 绦线偶为木之所绾盘结,则振羽之际,铃声可寻而索也。岂谓防鸟鹊之巢乎?营丘之士曰:吾尝见挽郎秉铎而歌挽郎:送葬时为灵柩前导的人,虽不究其理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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